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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当山太子坡狮子峰“老君岩”石窟造像考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赵本新 日期:2009年07月02日 访问次数: 【字体:

      内容提要:

      武当山太子坡狮子峰佛、道摩崖造像群的开凿年代及身份,历来颇有争议,明、清所有版本的《武当山志》均沿用明初武当山玉虚宫提点任自垣的臆断为北宋道教老君造像,然而,根据现存摩崖石刻以及历史背景和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它应为佛教的产物,也非北宋时期的造像,应为唐代作品。臆断比实际凿刻时间晚400多年,至今讹传近600年。本文同时证明早在唐代以前,武当山不仅是道教圣地,也是佛教修炼、传播、弘扬教义的重要场所。为研究武当山早期佛、道史提供了实物证据,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它的发现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武当山太子坡狮子峰“老君岩”石窟造像考

      武当山太子坡狮子峰摩崖石窟造像群,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特区太子坡村东端的狮子峰,海拔688.8米。石窟依崖而建,宽百余米,高约20米不等,悬崖峭壁上嵌画像碑数通和数十个大小不等的石窟,摩崖题刻林林总总。窟前存有青石条砌筑的房屋基址,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占地面积3万余平方米。是武当山现存最大的石窟造像群,其艺术价值较高。由于这座石窟主像头部不知何时遭人为的破坏,因此,对这座石像到底是哪位尊神,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佛教造像,但一般都认为是道教造像。明、清所有版本的《武当山志》①均记载此地为宋代道教老君造像,然而,根据现场勘测和摩崖石刻以及历史背景来看,它应为佛教的产物。所以,它究竟是哪个时期所开凿,是不是道教造像,笔者以为值得商榷,为证其史,谨提出浅显的看法,以供同仁参考,现作考证如下:

      一、窟的基本情况

      石窟背靠狮子峰,与太子坡道教建筑呈阴阳,即为东坡、西坡。窟前南0.5公里为道教建筑八仙观,北距老君堂一公里。石窟高3.20米,宽4.00米,深2.30米,石像高座于窟内,像背与石壁连体,其像结跏跌坐,像高2.95米,像下宽2.30米,像顶部以弧形绕像一周阳刻圆雕画像13尊,陪衬主像;洞内左右两壁各阳刻二名武士站像;窟口两侧各有二块摩崖题刻。洞内石壁漫布黑质色苔,题刻多被黑苔所覆盖,经过清洗,因石质较好,雨水侵蚀不重,所以摩崖保存基本完好,但部分字迹漫漶,已识文字清晰可辨。为了方便读者论证,现将摩崖全文摘录如下:

      右壁铭文,竖式,五行,均阴刻,即第一行“大宋”,但“大宋”二字极不规则,疑为后人所刻;第二、三行“天圣九年(1031年)七月(吉)日,老君岩王道兴记”,文字为楷书,字迹遒劲有力,字体间隔大小一致;第四、五行“□义清、石征、李□、省朝□□□□姪顺”,文字比较工正,字体大小不等。

      左壁铭文,竖式,四行,阴刻。第一行“山门庵主任道清”七字,字体较粗,笔画凿刻深,字迹清晰,隶书;第二行六字,与后人文字重叠,故多不能识;第三行“钟陵僧人宝□□□□”;第四行“□乡□进士李□□□□立”二至四行,从字体看为一人书法,字瘦长、柳体, 其瘦劲清逸,精灵秀挺,运笔端雅,柔中有刚。

      二、摩崖分析

      从上述摩崖不难看出,两壁铭文并非同一时期人所为,也非同一内容。右壁天圣九年题刻,既不能证明此地是“老君岩”,也不能证明此洞窟为宋代凿刻,只能证明天圣九年(1031年)老君岩主王道兴在此作了题刻,可证明此以前就已经有了此窟,而王道兴的题刻犹若“到此一游”而已。洞左壁第一行题刻,证明此地应为“山门庵”,庵主为“任道清”,后三行题刻,虽然不能窥出全文内容,但“钟陵僧人”却给我们透漏出了一条佛的信息,是我们求证的重要依据。

      钟陵②,乃古代地名,历史上有两处,都在江西省。一在今江西省进贤县西北,西晋太康初年置县,后废;梁朝复置,隋初废;唐武德五年(622年)复置,八年(625年)废止。另一处是今江西省南昌市,唐宝应元年(762)以南昌县改置,唐贞元中(785年——804年)复改为南昌县,自此皆无此名(见《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由此可见这座石窟至少在唐贞元以前就有了。那么它的确切年代能否确定呢?我们不妨将造像特征和历史事实联系一起加以探究。

      石窟居高临下,佛像高坐于窟内,面部被损,头颈左侧稍残,虽不能分辨其真容,但五官却能隐隐窥出轮廓一二,即八字眉,无发、无冠、无须,耳大垂肩,静思状,有明显得佛像特征;而太上老君特征应为长眉、大耳(耳宽、厚下塌)长须,吉祥座。如武当山太上观大殿内的太上老君像和福建泉州老君像等均有明显的区别。根据《金刚经》③记载:“佛徒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智者禅师释为:“敷座,即排布高座而坐”、“洗足离尘缘,欲证三空理,加跌示入禅”。该像其神态若静虑沉思,心注一境,正审思虑,双脚如道教天盘但藏于衣内,即为佛教之结跏跌坐,双手,首尾合阴掌,且道教为阴阳掌;像身着长禅衣,禅衣为覆盖肩衣,宽袖方袍,圆领,内衣为左衽,即为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特征,古代汉民族服饰为右衽。像胸前缀一方锦帛,腰束革带,上有抱腰,胸前衣领领口为“U”字形式样,这些均为隋唐时期的特征,佛座下中央饰有佛事图案,形象如倒立的金冠,外形为禅座,若“传佛心印”状,为佛教禅宗派的形状。这些均为南朝至隋唐时期得服饰特征。该像外表的禅坐,若“传佛心印”。因此,它应为为佛教禅宗派的形象。

      中国佛教禅宗派④,其创始人为菩提达摩,他于南北朝时期航海至广州,后北上传教至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默”,被尊为禅宗祖师。因久居北方,北方民族的生活、衣着等即被吸收,其弟子又南传至武当,所以其服饰具有北方民族的特征,即左衽。达摩正传弟子有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又分支两派,即北宗神秀,南宗慧能,时称“南能北秀”,北宗强调“拂尘看净”,认为通过禅,慢慢达到所修的境界,即渐修。“慧令以息想,极力以摄心”,要求打坐净净地“息想”,起坐拘束其心;南宗主张顿悟,至中唐以后,慧能弟子神慧(686年—760年)等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有,不读经、不礼佛、不立文字,强调“以无念为宗”和“即心是佛”、“见性成佛”等。据宋赞宁《高僧传·巨方》中所记载了一条重要的史实,即僧人智封因滞于名相,被人诘问,求学于武当山,记载他“游行登武当,见秀师,会疑冰解泮”。佛像与史实像吻合,虽南能派在武当山也有活动史实,但他们“三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因此,从南北两派的特征来看,武当山的这一支应为北宗派的一宗。根据造像特征和历史文献以及时代特征来看,窃以为该石窟及佛像应为五祖之一的某一人物形象,石窟应该为北宗派神秀(606年—706年)及其弟子所为,其作品应为唐代所创作,所以,余以为该石窟至少在唐代中期以前就已经存在。

      三、佛像被毁时代

      那么这些石佛何时被毁的呢?这可能与唐武宗(李炎)灭佛有关,即历史上的“会昌法难”⑤(841年—842年),佛教由于在政治上受挫后,武宗赦命全国,凡州寺分三等,上等留僧20人,中等留僧10人,下等留僧5人,未列名的佛寺,僧尼全部赦命归俗。随即又下令“寺不应留者毁拆,田产没官,铜像钟磬以铸钱,凡毁寺4600余,归俗僧尼260500人,毁招提兰若40000余,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150000人”。武宗废佛后,西安等地仍有外国教士在继续传教,随又下令拆毁未废寺庙,“勒令僧尼还俗,一时绝迹中原”。可以想象当时武宗灭佛的决心,武当山这座佛庵连同造像同样会遭到政治风暴的波及,而武当山的这一批佛教建筑究竟是拆毁了,还是完整地交于其他教派来管理呢?窃以为唐代武当道教也比较兴盛,贞观年间皇帝敕建“五龙祠”以后,其地位逐渐受宠,另外,均州郡守姚简等一批名仕效法前代,名流仕宦弃官修道者颇多。因此说武当道教在全国颇有影响,皇家也十分器重道教,同时信仰“玄天上帝”,李唐甚至将唐都城北大门也以道教北方尊神“玄武”来命名,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并多处敕建玄武殿,到武则天时又加封玄武神为“武当山传道真(玄)武灵应真君”。无论皇家还是民间信仰基础比较浓厚,如武当道教故事“插梅寄榔”也创作于唐,因此,武当道教在政治上也有较强的势力,而武宗灭佛后,又大力尊崇道教。政府面对这批佛教建筑,并非要将其拆除,最好的办法是将它完整的移交武当道教管理使用,而显然武当山的其铜像也已被熔毁,石像亦难免不被遭此劫。这批佛教建筑未毁另有旁证,如北宋著名文学家李方叔在元符二年(1099年)游武当山时,即兴写下了《武当山赋并序》⑥,文中描绘唐代佛寺相当辉煌壮观。文曰:“但余梵宫,炫焕翠微,碧瓦鳞布,朱栏翚飞,盖太古延昌之旧刹,肃、代二帝用以奉为国师之隆仪”。唐肃宗(756年——761年)至北宋哲宗(1086年——1100年)已有300多年,而房屋仍然是完好的,说明建筑并没有被破坏,且为武当道教管理使用,“盖太古延昌之旧刹”说明了这一点,此时并不是佛教管理使用的。由此可推之,这座石窟及佛造像就在这个非常时期被破坏的。当时并没有对石造像采取彻底地砸毁,当然地方政府在“灭佛”之前,是否有意想将其佛像改造成道教神仙呢?还得继续探讨。该佛像正身等均未遭到破坏,却只是在这尊佛像得五官上的高线条轮廓作了毁面,虽然头顶一侧一小口残,头部“无发”却显而易见,面部凸得部分虽然损去,但五官残隐的线条仍能透出佛的信息。

      四、佛像非老君

      一个面目不全的佛像,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变迁,几乎被人们慢慢遗忘。武宗灭佛,佛像被毁容后已无供祀,自然无香火。此地较为偏僻,加之取水困难,水贵似油,道教的修炼者无法赖以生存,只有弃之,而北宋年间“王道兴”的题刻反证了此地确属无人看守,而在右壁上的题刻恰恰证明“王道兴是老君岩”的一位道人,只是“到此一游”而已。几百年后又刚好是他的题记给明代修志人员起到了误断的作用,另外也有二例可旁证它不是“老君岩”。

      其一,洞阳道人刘道明,生于南宋,为元初武当山著名道人,很有文采,当时在宫廷和民间颇有影响。他在1291年受命所撰《武当福地总真集》⑦,但在“三十六岩”中并没有提到“老君岩”,我们试想太上老君是道教的始主,若真有此岩,他不可能将其遗漏,况切刘道明在编志之后自述到“敬搜摘群书,询诸耆旧,加以耳濡目染,究其的论确”。他编志脱稿是在元初,这就是说至少是自南宋至元初,武当道教就没有“老君岩”及其所谓的老君像。

      其二,元代中叶的武当道士罗霆震在《武当纪胜集》⑧中收录元诗209篇,全诗集以赞美武当山道教宫、观、岩、洞等胜迹为主,诗中也没有提及此岩,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恰恰说明元代中期以前武当道教并没有将此岩祀为老君岩、其像祀为老君像。原因很简单,它属于佛教建筑,道教没有理由收录。元代道教昌盛时也没有将此像改造为道教神像。武当道教的岩洞主要以天然洞穴为栖身修炼之所,而佛教多以人工开凿为主,此窟即为人工开凿。

      那么究竟谁是第一个传讹者呢?经考证当为明初钦差大岳太和山玉虚宫提点任自垣。他第一个在《大岳太和山志》⑨卷四中提出“去太玄观东南二里许,众峰围绕,地势高耸。上接紫霄,下瞰碧涧,和气盎然,草木葱郁。宋天圣九年高士任道清、王道兴用工开凿岩龛,斫成太上尊像,岩前创建殿宇,兵火不存。”很显然任自垣将石窟内的两块摩岩题记合二为一,对北宋题刻并没有进行分析,而在结论时臆断地加上“用工开凿岩龛,斫成太上尊像”。而“兵火不存”确为事实,可以说自“法难”之后的七个多世纪到明初,这里是荒凉之地。另外他在该志第五册中又记述到:“太玄观去关王庙三里许,古之老君岩之山门庵也”,它更进一步地说明他对该石窟左右摩崖没有细致地考察,实质上并非同时代产物,其书法也不同体例,而老君堂实古之老君岩也,其后,岩尚存。该志还记述“永乐十年敕建殿宇、山门、廊庑,岩设太上圣像,复置方丈、道房、厨堂、仓库23间,钦授龙虎山法师魏继同为住持,率钦选道士焚修”;“宣德三年重整岩宇、瑞光累现,十月十六日于此纂修太和山志。”永乐十年(1412年)至宣德三年(1428年)共16年间,复置房屋23间,并将岩上建筑作了重整,此时已富丽堂皇,风景迷人,且在开工中呈现“瑞光”,竣工后岩东西石穴中忽然泉水流出,以为圣恩感格,随呼为东、西灵石泉。也正是因为久无人烟,给此地林木提供了生长的沃土,生态植被较好,才使此地清丽爽朗。“瑞光”、“灵泉”的出现,促使任自垣选定此地完成《大岳太和山志》8卷册付梓脱稿。自宣德以后,道教还在此地重新开凿岩窟,石窟四周分散着大小不等的石窟数个及大面积的摩崖,嵌刻有石碑画像数十通,这里大部分摩崖为明代所刻。据《大岳太和山志》记载:大明宣德元年皇上御极之初,遵先帝敕免均州千户所差役,又免屯田籽粒,尽数存留在山修葺。新嵌神像数尊,岩东嵌有太上三清、十方天尊、四大天罡、玄帝圣父母、圣师、北极三圣、三茅九仙、全真南宗北派、真仙护法神将并砖殿一座;岩西嵌石刻郁罗萧台、三清四帝、雷尊、南北二斗、三官五师、岳镇海渎名山、仙灵圣像。永乐十年敕建殿宇、山门廓庑、方丈、道房、厨堂、仓库等23间。钦授龙虎山法师魏继同为住持,率钦选道士焚修。成为明代道教活动场所,盛极一时。清未建筑坍塌。

      事实证明,武当山自明宣德年间起至清代、民国年间的六部太和山志,均以讹传讹,不为考证,出现了类似的错误。

      上述事实,无可厚非,此地即是佛教禅庵——山门庵,非道教之“老君岩”。当为唐代以前武当山佛教活动场所,其造像为禅宗派的某位先祖,他们是受道家避谷隐修的影响后涉足武当山的,佛门弟子在朝山后被道山迷恋,借一席宝地,开山立祖,“传经送宝”、“普渡众生”。武当早期佛教与道教有雷同之处,即都是“隐避”。所不同的是:道教之隐修,其目的完全是为修身养性、延年益寿等;而佛教徒隐之则是为了广播教义,禅悟真谛,礼教弘法。如隋唐名僧慧安⑩,大业中(605年——618年)施贫救苦,隋炀帝闻后下诏入京,他当避太和山中。慧安授诏而不受,是为后来出山创造了条件,因此而声名大震。隋唐在武当山隐修的佛门杰出弟子还有慧能、慧忠、慧哲等等,大量的文献资料表明,隋唐时期武当山佛教相当活跃,然而僧人在山活动轨迹中所留下的实物却远远不如道教,几乎被淹没殆尽,实在可惜。这座石窟的发现,弥足珍贵,它将对研究武当山的佛道史起着举足轻重的参考价值。它创造了佛教建筑在道教建筑全方位包围中仍能和平相处、共存共荣的奇迹;同时,这也是武当山迄今发现最早的建筑,至今已有1300年的历史。

      五、佛道石窟的价值

      武当山太子坡狮子峰佛、道摩崖石窟造像群,分两大部分,最早为佛教石窟造像,宋以降为道教石窟摩崖石刻造像,历经五朝,佛、道交融。其佛教活动盛于唐武宗以前,后废祀,宋、元无人祀典;明永乐十年敕建庙宇成为道教活动场所,其名讹传600年至今。

      武当山狮子峰佛道摩崖石窟造像群是研究武当山早期佛道交融的实物例证,也是研究武当山佛教兴衰的有力证据,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造像群有着众多神像,主窟外岩壁上刻有唐、宋、元、明、清等时代遗存下来的浮雕石刻,是武当山迄今为止少见的摩崖造像群,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武当山佛道摩崖石窟造像群是佛道史相互交融消长的重要遗存;是武当山古建筑群重要的文化内涵和补充。武当山佛道摩崖石窟造像群填补了武当山宗教发展史上的空白。

      综上所述,武当山狮子峰佛道摩崖石窟造像群建筑组群有着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参考文献

      ①、明、清武当山志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 明·任自垣·宣德三年

      《大岳太和山志》 明·卢重华·隆庆

      《大岳太和山志》 明·王 佐·嘉靖

      《大岳太和山纪略》 明·方 升·嘉靖

      《大岳太和山纪略》 清·王 概·乾隆九年

      《继修大岳太和山志》 民国(1942年)·熊 宾.

      ②、钟陵·《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0年8月

      ③、《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集注》明·朱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3月

      ④、⑤、禅宗派《宗教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12月

      ⑥、《武当山赋并序》北宋·李方叔

      ⑦、⑧、《道藏要辑选刊·七(武当福地总真集、武当纪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6月

      ⑨、《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明宣德三年·任自垣

      ⑩、《续高僧·慧哲传》. 宋 . 赞宁

     

      赵本新 男,湖北丹江口市人,湖北省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文物宗教局工作,主要从事武当山道教文化、金石、文物、建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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